近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天下论坛：民粹主义、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目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作为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也面临民粹主义及多重治理危机。如何透过层层现实迷雾，看透背后的真相，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介绍，欧洲一体化已经走过了60余年历程，无论在深化还是扩大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近年来欧盟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并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兴起。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方式决定退出欧盟；2018年，意大利五星运动成为最大政党，并组成西欧首个民粹主义政府；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的执政党不再是中间党派。
就此，学者提出问题：欧洲民粹主义是解决方案还是政治退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2009年以来，欧洲经济、安全和社会问题叠加为政治民粹化提供了温床。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和国家主义回归，被一些国家视为应对危机状态的政治解决方案，并在地方、国家和欧洲一体化三个层面出现互动与共振，以至于民粹主义已部分进入主流政治并得到容忍。
崔洪建认为，需要观察和思考的是：民粹主义是否正在对欧洲主流政治进行修正并成为长期化现象？英国脱欧前景，法德两国内部斗争，法德两国与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国日益激烈的政治博弈将给出部分答案，并体现在明年揭晓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穆勒认为，当下，欧洲乃至全球的任何一次选举结果，人们都用一个问题来衡量其深层意义：这是民粹的胜利还是失败？民粹主义的特征是简单化；而根据某个党派的一次选举成绩就判断“民粹时代”或者“后民粹时代”的到来，同样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判断。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强认为，在理念上，至少从托克维尔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被简单概括为民主制度。这种情形在二战之后的政治话语中更为明显。二战之后，西方的民主理论一方面强调在民主国家中人民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鼓吹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所有这些理论都包含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因素。这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在本质上与民粹主义并无实质区别。
“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不是反建制、反精英，而是反多元主义。他们吸收了一元论的立场。”穆勒认为，批判精英不一定是民粹主义者。关键在于，民粹主义者自称代表“真正的人民”或者“沉默的大多数”，并公然抨击所有竞争者，将政治冲突个人化和道德化。民粹主义者坚称，其他派别都是腐败的、不正当的，不为“人民”服务，而只为个人利益服务，比如建制派、跨国公司、欧盟等。民粹主义者暗示，在政治上不支持民粹主义者的人不属于真正的人民。例如，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曾表示，英国脱欧公投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胜利，其暗示48%投票留欧的人不是真正的人民。
穆勒表示，在西欧或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掌权者都得到了建制派中的保守主义精英的支持。例如，特朗普并非崛起于草根民粹主义运动，也不是作为白人蓝领工人代表而上台的。因此，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是：保守主义者为何、如何改变了立场？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塔尔基比较了民粹主义与极端右翼的异同，认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经常被看作同一种现象的两种表现形式，也总被标签化为法西斯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的某种重现。但是，两者在政治文化、传播方式、潜在选民、组织方式等多个层面有所不同。
民粹主义在当前西方的表现形式，并非只有极端右翼，一些极端左翼民粹主义同样引发学者关注。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辛多默对比了欧洲左翼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四个论点。第一，民粹主义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第二，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的情绪化和保守主义对民众非常有说服力。第三，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广为使用的概念从“工人阶级”转变为“人民”，催生了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左翼。第四，不加反思地反对公共政策连贯性、民族主义等欧洲左翼民粹主义理念，已经在实践中面临挑战。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教授帕塔潘对比了传统的煽动家和现代的民粹主义者。帕塔潘认为，两者都提出同一种现象，即一些个人通过一种独特的、引起争议的花言巧语，利用民主的弱点，牺牲民众利益，扩大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但是，民粹主义者相比煽动家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现代民粹主义者比煽动家要弱小，因为他们在法治框架内实现抱负时，面临着更大的障碍；二是在其他方面，民粹主义者比煽动家更加强大，因为现代性试图限制煽动家，因此给了民粹主义者崛起的机会，即利用新式武器，包括新的可以被民粹主义者拿来操纵或篡改进而当作武器的理念如人民、精英、民族、种族、阶级等，以及新的技术如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
记者 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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