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是我，威尔逊。你得诺贝尔奖了！”凌晨2:15，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家门口，另一位诺奖得主威尔逊在按门铃，“他们想联系你，但是没有你的电话号码。”
或许是因为睡意未散，保罗·米尔格罗姆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哦，我吗？哇哦，行……”又问，“只有我获奖？为什么没有你？”
好在，师生共享诺奖的结局再圆满不过，而这也是两人第四次因拍卖理论的成果共同获得重大奖项。
如果没有门口的监控摄像记录下这段对话，很难相信“喜提诺奖”的方式可以如此接地气。多亏两位学者同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住在学校的同一个街区，才有“诺奖得主亲自向诺奖得主报喜”的一幕。
除此之外，米尔格罗姆还是威尔逊第三位摘得诺奖的学生。2012年和2016年罗思（Alvin E. Roth）和霍斯特罗姆（Bengt ）分别因匹配理论和契约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都出自威尔逊门下。
同属博弈论的重要分支，这一次，终于轮到拍卖理论了。
简言之，拍卖理论是在拍卖中寻找最佳竞争策略、以提高分配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学研究。
与获诺奖最多的那些宏观经济理论相比，拍卖理论这四个字听起来似乎平易近人得多，但它对当代经济生活的影响丝毫不弱。
与许多纯粹的理论家不同，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亲自将他们的学术研究应用在了现实世界中。
从各国电信业购买频谱的方式，到谷歌出售广告的模式，两人对拍卖理论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实践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即使对于那些未曾亲自竞标的人来说，也因他们的工作提高了公共资源利用效率而受惠。
一个理论，多方受益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辞中写道：“实践证明，新型拍卖形式尤其有利于那些难以按照传统方法定价的商品和服务，比如无线电频谱等。……因此，获奖者对拍卖的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各地的买主、卖主和纳税人都大有裨益。”
的确，我们正处在一个拍卖深刻影响社会的时代。当它的触角伸进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何设计更好的拍卖机制，使买卖方利益最大化，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赢家诅咒（’s curse）。
在一次典型的共同价值（ value）拍卖中，拍卖品的价值对每个投标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海底油田开采权、无线电频谱、首次公开募股……都属于这种类型。
赢家诅咒是指，最终的中标者可能面对两种情况：要么，他的出价超过了拍卖品的价值，不赚反亏；要么，拍卖品的价值低于他的预期，导致收益比预计的要低。
一旦竞拍者意识到这个潜在问题，就会为了避免过多支付而压低自己的出价，最终导致拍卖品以低于市场价格售出或者流拍。总之，买方和卖方总有一边吃亏。
如何避免这种“互相伤害”的现象，是拍卖理论创立伊始就在关注的。威尔逊自60年代起就专注这一领域，被业界视为“拍卖设计之父”。他根据共同价值的理论框架探究了矿产拍卖中的“赢家诅咒”。威尔逊的研究证明了，信息不对称时，竞拍者压价的倾向会更加明显，处于信息劣势的人的出价会变得更低或干脆放弃出价。
米尔格罗姆在比较了英式拍卖和荷式拍卖的出价策略后，提出要发展更兼容并包的拍卖理论。他的理论不仅考虑了共同价值，而且考虑了不同投标人给定的私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附加价值模型。
最广为人知的拍卖机制非英国式拍卖莫属。竞标者公开喊价，层层加码，价高者得。著名的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采用的都是这种拍卖方式。
图源：苏富比官方网站
同样是公开喊价，荷兰式拍卖是由高向低出价，特点是耗时较短。这种拍卖法是17世纪的荷兰花市商户首先采用的，意在让新鲜花卉迅速进入分销环节。
图源：Royal Flora 官方网站
如果竞标者在竞标过程中得知了彼此的估值，他们就会据此修改自己对拍卖品的出价，这就是所谓“关联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卖方才会获得最高利润。米尔格罗姆认为，这就是拍卖中存在的激励效应，促使卖方收集并与竞标人分享真实有效的信息。
总之，公开信息有助于防止卖方损失、增加卖方收入。后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学家的实验中得到证实。
在深入研究了前辈学人成果的基础上，二人不仅在理论领域做出成绩，还帮助改良了现实中的拍卖机制。
经典案例：无线频谱拍卖
这两位诺奖得主最著名的实践成果，便是影响远播全球、至今还在使用的“同时多回合竞拍”方案（SMRA， Round ），这一方案开启了全球频谱拍卖的历史。
1993年至1994年间，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牵头为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FCC）做拍卖设计，改革之后的首场拍卖就帮助美国政府获得了6.17亿美元的收入。
在此之前，用于手机和其他通讯设备的频谱资源分配曾经是一桩苦差——到90年代初，各大电讯运营商还要花大力气通过多方游说才能美国政府获取无线电频谱许可证，双方均感到这种方式效率十分低下。
FCC也通过摇号的方式出售过一些频谱资源，这造成的问题是，中彩是随机的，进而导致愿意为许可证出价最高的公司往往未能获得许可证，政府的获利空间就这样被浪费了。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FCC举办频谱许可证拍卖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家全国性的电信公司就很难保证自己在各州都能拍得相同的频率。
换言之，频谱的销售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只是简单地按地区拍卖频段，一家全国性的电信公司于某地区频谱的估值取决于他们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购买相同的频段。
举例来说，一家电讯运营商是否愿意为某个频段的加利福尼亚许可证支付高价，取决于他们是否也能获得这个频段在新墨西哥州的许可证。
假如按照当时的常规拍卖法，每张许可证分别按顺序进行拍卖，那么赢得第二次拍卖的不确定性将压低第一次拍卖的出价。这样一来，政府无法获得较高盈利，电信公司也难以高效发展自家通讯事业，通信覆盖范围的拼凑对于用户也很不便。
所以，无线电频谱用于远程通讯的特点，导致了拍卖机制的设计不能仅考虑单一拍卖品，而是要考虑多部分多批次的待售商品，而这个问题在拍卖能源和运输资源时也会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米尔格罗姆、威尔逊及其他专家接受美国政府委托，为首场拍卖会设计规则。他们的目标是在提高效率、合理分配稀缺资源的同时，帮助政府获得最高的预期收入。
为此，他们设计了“同时多回合竞拍”（以下简称SMRA）方案。
在第一轮叫价中，所有竞拍者为自己有意购买的所有许可证分别报价，但不会公开。第一轮结束后，只公布每个许可证收到的最高报价，并据此制定第二轮起始价。每轮最高价会被保留，直到被更高报价取代，以此类推。
这样一来，电信公司可以同时为多张许可证出价，并允许重复出价。
此外，同时进行拍卖还预防了买方串谋以压低购买价格，可以使政府最大程度获利，这些盈利得以用于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
1994年7月，FCC举行了第一场无线电频谱许可证拍卖会，获利逾6亿美元。此后，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多国政府也采纳了SMRA方案，越来越多地采用拍卖方式分配公共资源，除了无线电频谱，还有石油开采权、电力资源、碳排放交易计划等。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受“拍卖理论”启发的竞拍方案已为欧美政府“吸金”2000亿美元。
而在当下备受关注的5G频谱拍卖中，“拍卖理论”助力各国政府获得了巨额利润，欧美主要经济体运用起这套理论更是手到擒来。
不久前，法国通过拍卖5G频谱获得了13.86亿欧元的收入。加上此前以3.5亿欧元的固定价格分配给4家运营商的50MHz频谱，最终法国通过的5G频谱获得27.86亿欧元的收入。
美国FCC 主席也在8月公开表示，该机构有望从运营商身上获取近 46 亿美元的 5G 频谱拍卖所得。德国政府方面此前估计，5G频谱拍卖将为政府带来40至50亿欧元的收入。
广告？网购？内核都是拍卖理论
进入21世纪，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研究帮助着这种古老的交易方式在数字时代继续焕发活力。
举个例子。2019年，谷歌广告收入达到1348.11亿美元，占比为83.87%；广告收入占比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8.53%，而它们销售广告位的方式都是竞价拍卖。
谷歌的广告竞价方式示例。图源：谷歌服务
看着谷歌和疯狂吸金，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重视起了数字广告业务。而它们普遍跟随行业巨头，选择了通过即时竞价为广告展示位定价，从广告主那里获取最高的收益。
如果拍卖为互联网巨头赚得的巨额广告费用还显得不够真实可触，还有另一种普通人“一键直达”的拍卖会——电商网站上的竞拍服务。
获奖后，威尔逊对记者坦承，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自己倒是几乎没参与过拍卖，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就是他和妻子在eBay上拍得了两双滑雪靴。
虽然不知道诺奖得主是否在网购中用上了自己的学说，但是我们不妨使用eBay独特的拍卖机制来解释一下，普通人在生活中会怎样与拍卖理论狭路相逢。
eBay拍卖有以下几个特点。
eBay拍卖仅在特定时间内接受出价。卖家可以设定物品起拍价及结束时间，买家可以在1、3、5、7或10天之内公开竞标。 因此，在拍卖老手之间产生了一种“抢拍”的玩法，大家前期都按兵不动，等到最后几分钟才开始快速出价，这样就避免了在前期把价格炒得过高。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eBay的自动竞标系统。这个系统在参加“抢拍”时很有用。用户可以在竞标结束的几分钟前，输入一个自己愿意支付的最高价。出价最高者胜利，而且他支付的数额略微高于第二位的出价。
拍卖品当前收到的最高出价是保密的。因此，用户无从得知自己出价多少钱可以刚好拍得商品。
此外，由于同类商品数量繁多，可能会让竞价模式变得更复杂。总之，eBay竞标是不同策略、期望和可能性的混搭。
如今，eBay在美国的核心业务已经转移到定价商品销售，但线上拍卖在许多地方仍是蓝海。中国消费者更加熟悉的阿里巴巴集团已于 2012年入局，正式上线“阿里拍卖”，业务内容包括司法拍卖、资产拍卖、房产拍卖和奢侈品拍卖等。
近年，其他电商平台也发现了这个潜力市场：2016年，京东增加拍卖频道；2020年，58同城也增加了拍卖业务。
根据最新数据，仅阿里拍卖的用户数量就已超过两亿。阿里拍卖的市场增速可观，与2015年仅有600到800亿元的成交规模相比，2018年阿里拍卖全年交易额达到5000多亿元。随着行业发展日益规范，普通消费者有望在参与网络竞价的同时，见证它开启新的经济增长阀门。
根据拍卖理论，多数电商网站采用的竞标方式属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The -price ）的变体。
1996年诺奖得主威廉姆·维克里（ ）曾论证，这种机制下，竞标者的最优策略就是按照自己对拍卖品的估价诚实地出价；这种机制也因此被称为“维克里拍卖”。
基本的拍卖类型，还包括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常常使用的第一价格密封拍卖（The first-price ），以及前文提到过的英国式拍卖与荷兰式拍卖。
这些四个类型的拍卖及其变种，对买卖双方各有利弊。竞买者数量、信息透明程度等多方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卖方的最终利润和中标者的获利，这就要求卖方和买方在交易中注重策略的调整。
如果我们多学习一点拍卖理论，或许也能在类似的拍卖中多多“捡漏”。
诺奖之后，继续乘风破浪
同为拍卖理论专家的牛津大学教授保罗·克伦佩勒(Paul ) 说，“拍卖理论之于经济学，就像果蝇之于生物学，是理想的实验研究课题。”
简言之，拍卖本身结构简单，在实际操作中却会出现许多复杂状况。这让它非常适合测试竞争策略和博弈论的各种主题。
和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拍卖本身相比，萌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拍卖理论要年轻很多。但它已从学术照进现实，惠及了每一个拍卖的应用场景。
多年以来，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这对师生和他们所研究的拍卖理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关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人们年年预测，年年遗憾，终于在跌宕起伏的2020年见证两人收获最响亮的掌声。
尽管他们的成绩并不一定需要多一顶桂冠来论证，诺奖委员会在这时作出这个选择还是耐人寻味。
新冠大疫当前，世界陷入经济下行的泥沼，何时能走出阴霾仍是未知数。当许多过去赖以生存的规律被打破，或许人们都需要更加具体而微的指导。
而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的研究成果恰恰证明了，当经济理论走出象牙塔，与实践相结合，它们有能力将人们对于效率和便利的想象更新换代。
无处不在的拍卖正在被无远弗届的拍卖理论所改变。待诺奖尘埃落定后，它的光芒将继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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