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骑兵在战场驰骋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马镫，大大增强了骑兵的战斗力，也使得骑兵成为了战场上的重要力量。唐宋两代都对于战马的管理加以重视，中国古代马政制度在这一过程当中逐步走向了成熟。由于两个朝代政治与内外形势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对外战争的形式与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唐宋两个朝代的战马训练必然会有所差异，最具有代表性的差异就是，宋朝的骑兵数量要远少于唐朝，且宋朝骑兵的出彩战例较少，这与多种因素有关。
同样面临着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
唐宋两个朝代几乎是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交战相始终的。唐前期的主要用兵方向是突厥，后来在中后期转变为防范回鹘与吐蕃。而宋代的前半段北宋时期，主要是与契丹和西夏相对峙，后半段的南宋时期则是抵抗金和蒙古的进攻。而上述提到的这些政权，都是典型的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相比于中原王朝，在战马的来源与骑兵的训练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一优势也在特定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之下转变为巨大的军事优势。游牧政权讲求以利为战，也就是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在战争指导思想方面提倡主动进攻，侧重野战，主张速决战和无后方作战的原则。在建军思想方面崇尚勇武、善战的思想，坚持兵民合一制度;在军事技术思想方面积极学习汉族的军事技术，尤其是攻城技术。强调发展进攻型武器，注重提高武器的杀伤力和军队的机动能力。而战马则是保持高机动能力的重要载体，历代胡人入寇，鲜有不全身而退者。而身处边地的百姓，则时常处于被劫掠奴役的对象。
（战马与骑手丰富的北方游牧政权）
面对北方民族的军事威胁，中原的统治者往往采取屯兵、设堡、修筑长城等方式来消极固守，这种方法耗时费力，而且容易被集中起来的敌军形成局部优势予以击破。但是唐宋两朝在主流上并没有严格采用这种方法。唐代由于皇室崛起于西北的关陇地区，拥有强有力的骑兵力量，是唐太宗实现全国统一所仰给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况且唐代的疆域在大多数时候都跨过传统的长城界限，而将安西北庭都护府作为国家的最外层防御圈。因而对于外族入侵，唐代多是同以骑兵相制。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导致了而宋代建立之初，长城就基本上失去了防御作用，大部分的长城段被并入契丹的版图。契丹的骑兵只要能突破河北诸路、渡过黄河，就能很快的来到东京城下。而西夏的崛起不但几乎断绝了同西域的联系，而且让宋朝对这一战马的重要产地失去了直接控制。而南宋时期形势更为严峻，淮河到大散关的的防线地势难以同阴山燕山相比。天险的劣势让宋代难以拥有特别强有力的骑兵部队。
两个朝代饲养战马的政策差异
唐代饲养战马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时期为初唐至高宗、武则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新朝初创，政府高度重视，陇右地区官营畜牧业发展极为迅速，从当初的五千匹战马突增至高宗麟德年间的七十六万余匹。唐初放马的地域分布与突厥吐蕃犬牙交错的地理区位，也让高宗到武周时期的战马数量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衰退。第二时期为唐玄宗时期至安史之乱前。这一时期由于唐玄宗锐意开边，在客观上刺激了陇右等地区官营牧场的发展，官营畜牧业及民间畜牧业均达到唐代鼎盛时期。第三时期为唐安史之乱爆发至吐蕃攻陷陇右地区。这一时期由于安史叛乱，陇右兵力被调去平叛，吐蕃乘机攻陷陇右地区，进而夺取西域，严重威胁关内地区，唐政府在陇右地区所置的官营牧场也荡然无存，军中用马改为从民间购买，战马的管理处于荒废状态，基本上战死一匹就少了一匹。战马在军阀混战当中大量消耗，各个官营私营牧场纷纷落入地方势力手中。马匹数量及产地的减少，对后世宋代的马政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骑兵俑）
在一定程度上说，宋代的战马缺乏是唐代后期的恶果。战马的饲养在宋朝初年被予以高度重视，直接采取官营监牧的方式。监牧事务最初是由太仆寺管理，但由于宋初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太仆寺的权力被削弱，加之监牧规模的扩大需专门机构进行管理，遂建立群牧司取代太仆寺。在此后八十多年中，监牧制度一直由群牧司管理。群牧司在管理的过程中暴露出很多的弊端，如管理涣散、农牧争地等，使监牧制度走向衰落，政府转而重视民间养马和买马。于是在元丰改制中，群牧司被裁撤。此后，管理监牧事务的权力完全归属于太仆寺，这种权力的分配又一次使太仆寺的权力过大，使各司、监之间权力不能相互制约，管理中出现问题。为解决这一情况，最终形成驾部和太仆寺共同掌管监牧事务的局面。这反反复复层出不穷的机构，彼此职权相互重叠，行政效率低下。宋代的战马管理总体来说还是被当时的管理者等而次之，效法唐代“以骑制骑“的观点不被统治者重视，宋朝总的战争政策还是以步制骑。宋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与唐朝有了一些差别，骑射技术不如北方少数民族。北宋的沈括说，“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此天地之产也”，而宋朝“利强弩”，“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
以步制骑，终究被骑所制
可以说，唐代的战马政策总体上还是实施的很成功的。虽然在高宗武周时期有一定的衰弱，但是在玄宗朝又得到了强有力的恢复。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于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私备马”。遍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规模出征漠北的的只有汉代出征匈奴、唐代出征突厥，明代出征蒙古。战马政策的成功极大地维护了唐代的边疆安全，并通过动态的防御方式增加了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也促进了盛唐的开放气象。唐代马政与养马之盛况可见一斑。
（宋朝总体上偏向发展重装步兵，对骑兵的重视不足）
宋代开国伊始，就难以有效解决诸军战马数额。同时，宋牧马地多在今河南、河北地区，气候不符马之习性，养出来的马习性温良，难胜战骑长途追击之用。由饲养培育出来的马与草原放牧方式的马性情存在着较大差异。
宋仁宗即位后，武备渐弛，马政开始衰败，朝廷陆续关闭了在黄河以南的牧监，只留下河北诸监。之后,牧监存废不定，罢停之议不断。政府对定监养马态度已趋消极，大有定牧不如游牧,游牧不如买马之势。故北宋养马数最多的真宗时也仅20余万匹。从上述宋与夏、辽、金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比较而论，宋军一味消极防御势必取失败之道，这历史已作了充分说明。到了南宋时代、不仅西北养马牧地尽失，华北地区的次等产马地也丢失，步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与当时的火药武器技术限制，使得两宋始终在北方民族的铁蹄压迫威胁之下度过。而“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故赵宋王朝终被蒙元灭亡，骑兵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同利君：《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军事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
2.郭天祥：《论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唐都学刊》，2013年9月第5期
3.刘勇明：《唐宋之际马政变革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
4.张显运：《试论北宋时期的马监牧地》，《兰州学刊》，2012年8月
5.马俊民：《论唐代马政和边防的关系》，《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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