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
大众网济南9月6日讯（记者 于潇潇）继今年6月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山东从地市级党政机关辞职的厅级干部又多了一位——时年50岁的济宁市长梅永红。
据大众日报客户端快讯，2015年9月6日，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梅永红辞去济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济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
5天前以市长身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今年8月份，梅永红还频频参加党政活动，并见诸报端。据《济宁日报》报道，8月25日上午，济宁市政府召开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约谈暨谈心对话会，督促各级各部门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出席并深入企业检查。
8月28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平昌，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等，参观山东济宁抗日战争大型图片展，回顾山东济宁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光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9月1日上午，济宁市文化中心项目奠基仪式在太白湖畔举行。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培土奠基。
9月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主持召开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研究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经济适用住房交易管理办法和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等项工作。这是迄今为止梅永红以济宁市长身份在媒体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当地媒体报道的给类政府领导出席的会议和活动中，梅永红一直缺席。
从科技部“空降”济宁
9月6日，大众网记者在济宁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市政府领导名单中，依然可以看查询到梅永红的公开简历。简历显示：
梅永红，男，1965年9月生人，汉族，湖北黄梅人，大学文化程度，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2月入党。
历任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技术员；技术培训部主任（1993．12月评为农艺师）；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技术培训处处长（副处级）；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一处副处长；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调研处处长；国家科委办公厅调研室正处级干部；科技部办公厅调研与宣传处副处长（正处级）；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主持工作）；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政策法规司司长。
2010年，66名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引人关注。2010年10月，梅永红从科技部空降济宁，任济宁市委副书记（正厅级），当年12月任济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1年1月，任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按领导班子分工，梅永红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分管财政、国税、地税、审计等方面工作，联系省财政厅驻济宁财政检查办事处工作。
曾表示公务员工资低 应理性对待
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梳理发现，从山东省内的地市级党政部门辞职的厅级官员，梅永红为第二位，今年6月，菏泽市政府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在张之前，再无先例。
在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里，高官辞职下海经商并非简单个例。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都相继辞去公职，选择下海。据报道，仅国务院某部委2014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舆论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今年3月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表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他说：“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附：今年两会期间，梅永红曾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下为专访全文
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们在行使权力时，受到约束是不是太少了？”前日，在山东团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抛出了这个疑问。
梅永红说，中组部曾来济宁调研干部制度，他向来调研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个位置上，赋予他一个无边的权力，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悬崖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他呼吁国家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如果不能把这道‘栅栏’扎紧，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更大的案子。”
这番言论，使得同组的赵冬苓代表不禁为他点赞：“作为一个市长，能这样说，说得真好。”
梅永红1987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家部委工作，直到2010年10月调到济宁市主政，在地方工作的4年间，也让他对基层政府治理有了新的体会。前日他就依法行政、公车改革、“四风”建设等问题向南都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谈机关负责人出庭
相信地方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
南都：昨天你谈到了依法行政的问题，新行政诉讼法5月1日起实施，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你觉得通过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促使政府去敬畏法律吗？
梅：这个作用会非常明显，我也相信地方行政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去面对法律的裁决。
现在政府面对着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我跟法制办说以后有告市政府的，就安排我出庭吧。
为什么我想去出庭？一方面可以强化我自己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对济宁市各级政府有个昭示，我们一定要依法行事。如果违反了法律，你也一样要成为被告，甚至要受到法律的裁决。
南都：那你后来出庭了吗？
梅：后来他们怕社会上过多解读，最后通过政府的法制办来解决了。
政府官员走上法庭，成了被告，似乎成了不光彩的事情，另外舆论可能会认为你在“出风头”。
我认为将来社会舆论也要营造一种宽容的氛围，要多鼓励政府官员能够来面对法律，走上法庭，让它成为常态。
谈“公务员离职”
公务员已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
南都：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公务员离职”，包括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也离开公职，你怎么看？
梅：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把“做官”作为最大的目标。
现在这点正在发生改变，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
这就是一份职业，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的，回学校做研究的，甚至有的到了司局级都不做了。
谈基层干部
“县委书记月入3000，还不如工厂打工的”
南都：2010年，你从科技部调到济宁市工作，谈到基层的工作，你在昨天的发言中，用到了“呕心沥血”四个字，在基层的工作难吗？
梅：我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 D P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基层政府官员每天要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没几个人不是焦头烂额的。当然做公务员的特殊性，就在于讲奉献、讲牺牲，他们如果违背了法律、良知了，也理应受到惩罚。
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的苛责，甚至动则谩骂，应该更加理性对待他们。
南都：很多官员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是不是跟收入不高有关系？
梅：我倒不这么认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有它合理性，毕竟老百姓收入并不高，作为公职人员，和老百姓收入差距大了也不行。
习总书记也说了，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你对这个收入不满意，可以去做别的选择。绝不能把工资偏低作为腐败行为的借口。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官员贪了几千万还在贪？
谈“四风”
有时我骑个自行车就去调研了
南都：太忙了，是否跟会议太多也有关系？
梅：以前确实这个问题突出，近几年有很大改变，现在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能开短的会议不去开长会，能合并的会就不分别开，能通过视频开的就不用都拉过来开。
现在法治还不健全，通过开会去动员、部署还是有现实意义，不能简单来否定开会。
当然，会多了，把开会当作推进工作的唯一的方式，这个就是形式主义，我们要加以摒弃。
南都：确实感觉到十八大以后，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转变了许多。
梅：以前我们到县里去调研，县主要领导都在进他们县的路口等着，现在都是直接到现场，大不了你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地形，县里面派辆车帮你引下路。陪同人员都在现场等着，而且每次都要限制陪同人数。
南都：那你去调研是怎样的？
梅：有些调研，我明确不要下面的县长、局长参加，经常一辆车就下去。有时去一些社区，我骑个自行车或者走路就去了，有时还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我，全国都是这样，这今后也是一种常态。
南都：不怕上访的人围住你？
梅：怕什么？平时我也经常去信访大厅去接访，这个社会总体稳定、安全，很多市民都认识我，我去调研时，他们还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
谈公车改革
取消官员“特权意识”意义更重要
南都：你说你有时开私家车去调研，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该用公车，什么时候该用私车？
梅：过去我在部委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公车，经常是“私车公用”，上下班自己的车，去办事也开着自己的车。
现在到地方去，我感觉，如果真是用公车去办公事，没什么不合理。问题在于，很多人不该配车的配车了，而且还开着公车去做私事，去旅游去接送家人。
这无论从道理和法理上都是不应该的。
现在中央到地方全面推开公车改革，今后公车取消了，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行政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社会问题，公车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种“特权”。
公车取消后，可以让大家都意识到，我们作为官员本来就是和百姓平等的，而不是说走到什么样的职位上就应当享受怎么样的特权。
谈地方立法权
经常发现法律不具体、难执行
南都：这次全国人代会会正在审议立法法修正案，一旦通过，今后设区的市都将获得立法权。济宁是否也在积极争取？
梅：当然在积极争取，济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对煤炭价格下跌、土地塌陷、农民失地、生态破坏一系列问题，我们对其进行解决的时候，经常发现相关法律条文不具体，都是原则性的，很难执行，怎么执行都是合理的，这让人觉得困扰。
当然，我们国家那么大，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具体照顾到每个地方的实际。
我们有了地方立法权，就可以针对当地重大的、关乎民生、关乎重大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进行立法，像对煤炭塌陷区的治理，这就亟待通过立法来解决。
济宁年产煤炭1亿吨，每年造成3万到4万亩的塌陷地，现在总共60万亩塌陷地，造成很多农民失地。
作为政府、企业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现在对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是很粗线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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