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增加是公认的糖尿病危险因素。但中国人的体重指数（BMI, kg/m2）达到多少时需要进行体重干预，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1993年，世卫组织将肥胖定义为BMI超过30。然而，随后的证据表明，亚洲人在较低BMI的情况下比白人更容易患糖尿病。2013年，英国医学机构曾将中国人的BMI预警值降低到27.5，以提醒中国人更早地关注体重和筛查糖尿病。 今年的欧洲肥胖症大会上，一项大型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人的BMI在26.9的时候，患糖尿病风险就与BMI为30的白人相同了。 而且这个现象在去除社会经济地位和吸烟状况的干扰后依然存在。
doi: 10.1016/S2213-8587(21)00088-7.
非白人人群的BMI临界点较低是否是由于身体组分、生化特征、生活方式、遗传等差异造成的，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洲人群需要更早地干预体重变化。
可惜的是，当前相关的主流指南并没有明确的种族区分，这种做法忽视了东西方差异，也忽视了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干扰。“一刀切”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社会，我们迫切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来指导临床实践。
针对这一问题，由多国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近日在《柳叶刀》上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群，其健康的BMI上限应低于当前规定的正常值上限！
这项研究覆盖了57个中低收入国家，共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对这些人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进行检测，并根据BMI值分类为： 体重不足（＜18.5），正常（18.5~22.9），正常高值（23.0~24.9），超重（25.0~29.9），肥胖（≥30）。 这其中共纳入中国人8001名，平均年龄52.5岁， 平均BMI值是23.5，糖尿病患者占8.5%。 总体而言，超重占27.2%，肥胖占21.0%，而糖尿病患者中两者的比例更高，分别为31.6%和41.4%。不论男女，糖尿病患病率都随着BMI的增高而直线上升。
在全球范围内，尽管没有达到超重， BMI处于正常高值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都明显高于正常人。 这种现象在东亚最为明显， 其中正常高值的东亚男性风险是常人的1.90倍，东亚女性是常人的1.53倍。 在超重人群里，东亚人依然是最易患糖尿病的，其中男性的风险增高至常人的2.84倍，女性为2.18倍。 而在肥胖者中，东亚人群同样傲视全球， 男性风险高达3.93倍，女性也高达3.18倍。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个现象与财富和教育等因素无关，东亚人是名副其实的“易糖体质”。 更重要的是， 当东亚男性的BMI临界值处在23.8附近时，其筛查糖尿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大约60% ， 东亚女性与此相似。 而我国目前将BMI正常值上限定为23.9，这意味着， 以这个标准来执行的话，有4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在患病前还无法意识到需要减肥， 被误认为体重“完全正常”。
就算以国内现行的宽松标准来看，国人的体重状况也很不乐观。据统计，2018年我国的人均BMI水平是24.4，已经属于超重范围，肥胖率也接近10%。2010年至2018年间，平均每年人均BMI就增加近0.1。
我国近年来人均BMI的增长呈现出放缓趋势，但农村女性依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到2018年已经超过了城市女性。与此相对应，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的平均BMI上升幅度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
doi: 10.1016/S0140-6736(21)00798-4.
我国居民的体重分布也有明显的地域区分。北方人的平均BMI比南方人高出2个单位以上。同样，华北和华南的肥胖患病率差异也超过3倍。与之相一致的是，我国北方的糖尿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南方，例如，内蒙古高达19.9%，而贵州仅为6.2%。
有研究显示，青少年时期的超重可能会导致未来患代谢病的风险增加。目前我国有超过1/3的人口处于糖尿病前期，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doi: 10.1016/S2213-8587(21)00045-0.
而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状况十分不乐观。6岁以下的儿童中，超重和肥胖率分别达到6.8%和3.6%；6~17岁的学龄期群体里，这一比例增高至11.1%和7.9%。并且这一趋势仍在恶化，这些超重和肥胖的青少年儿童将是未来我国糖尿病的“主力军”。
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和强身健体，2016年，中国启动了“健康中国2030”计划，其中要求学龄儿童每天达到至少1小时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但目前的达标率仅有1/3。
由此可见，全民减重已经是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体重的维持不应只以低于正常上限为满足，BMI最好要在23.0以内，这也是世卫组织提倡的健康目标。另外，在现行的中国标准里增加“糖尿病预警值”也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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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营养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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