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实施后，各地相继制作发行了一些图册，用漫画形式宣传相关规定。图为辽宁画报社发行的一本漫画图册。
新中国先后施行过三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1957年颁布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2005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环视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直接对应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制度，但在我国法律体系里，治安管理处罚法始终以其独立存在的历史地位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叫“条例”实际上是“法”
2005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是我国第三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如果仅仅从名称上看，很多人会以为从1957年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到《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条例”到“法”的“升格”，其法律效力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误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李春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法律名称尚未进行严格的分类规范，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称“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有的也称为“条例”，但就法律规范的位价而言，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虽然叫“条例”实际上是“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并施行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因为当时对“法”和“条例”没有明确的区分，用的是“条例”。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曾经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尽管当时对“条例”和“法”已有区别，但仍沿用“条例”名称。“这是本着尊重历史、适应现实的原则，以便群众更好地适应法律。”李春华告诉记者。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条例”更名为“法”:即《治安管理处罚法》，其法律效力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其形式规范更符合《立法法》的规定，突出了法律的本质，不存在所谓的“升格”。
艰难的起草，轻易的通过
公安部消防局原局长、武警少将刘式浦参与起草了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他向记者讲述了法律通过的一个片段。
1954年，刘式浦从撤并的华北公安局来到公安部工作，先在治安局农村治安处工作，1955年又到与农村治安处合并的治安处工作。“一个处室就是一间大屋子，我参加起草了《无线电管理办法》、《自卫枪支管理办法》、《爆炸物品管理办法》等多项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起草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刘式浦回忆说。
1955年，刘式浦来到治安处时，已经有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起草小组了。主要执笔人是吴世昌。吴世昌是1949年大学法科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的，参与起草了好几个条例，“一副学究相”。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吴世昌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病死在清河农场。还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同事，但是在当时政治运动高压下，精神受到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样，刘式浦就不得不成为主要执笔人了，尽管当时他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此后，刘式浦就经常跟随治安局局长，到各个部门征求意见，回来后再整理意见向公安部党组汇报。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应健全民主法制。刘少奇、彭真在讲话中都提到要健全民主法制。两位领导讲话之后，治安管理处罚立法加快了进度。
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经起草了好几年，反反复复征求各界意见和修改已经让刘式浦有些焦躁了。在一次“大鸣大放”会上，刘式浦进行了长篇发言，“我批评立法速度太慢了，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连治安条例都出不来……”
让刘式浦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鸣放”，他差点被错划为“右派”，后来以“只是同情右派，属于思想错误”了结。同样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说加快立法，突然就这么快，上面来通知，将草案报国务院，以为国务院还要修改好几年呢，没想到，才过去几天，说已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
从全国人大回来后，参与立法的同志都喜气洋洋，通过了!
艰难的起草，轻易的通过，刘式浦坦言:“有些不适应，反应不过来。我当时以为，到了人大还不得修修改改、来来回回好几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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