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后 去世后渐成华语音乐经典

标志事件: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同年,“一代歌后邓丽君经典金曲交响音乐会”开始筹备,并于第二年1月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邓丽君去世后,在大陆购买她的唱片,组织民间歌友会等都不再是禁区,而且她还在两岸民间交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上海办事处在2002年正式成立,上海和桂林等地建立了邓丽君生平纪念馆,“中国邓丽君歌友会”也在2002年11月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基金会、歌友会、纪念馆等组织,依然是民间层面的。以诸如“纪念邓丽君”之类的字眼为名的音乐会,依然会在审批阶段遇到障碍。直到邓丽君去世后的第十年,此状况才有所缓和。

2005年,邓丽君去世十周年。这一年还发生了件看似与邓丽君不沾边的事。这年的四五月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这是两岸交流方面的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鲜为人知的是,连、宋这两位政坛大佬,当年都参加过邓丽君的葬礼。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还是治丧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担任葬礼主祭,并题名邓丽君墓园“筠园”。⑦

连、宋的大陆之行似乎打开了两岸文化交流新的大门。2005年,一台名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经典金曲交响音乐会”的晚会顺利报批立项,并于2006年1月22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后,以邓丽君为名的各类演唱会、音乐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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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周杰伦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用“虚拟影像重建技术”在舞台上“造”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并与周杰伦合唱了三首歌。

直到今天,在各大票务网站上以“邓丽君”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仍能够搜出十几台将在近期举办的与邓丽君相关的演唱会。这些演唱会多以邀请歌手演唱邓丽君的歌曲为形式。甚至国内还出现了多位专业模仿邓丽君的歌手,她们靠着与邓丽君极其相似的声音,在各种演唱会、音乐剧、电视节目中演唱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也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

如今几乎所有的公园里,早晨都有大量晨练的大爷大妈。他们也经常组织歌唱活动,唱得最多的有两种,一种是邓丽君的歌曲,另一种是当年批判邓丽君之时,专家们鼓励大家唱的革命歌曲。当你置身其中,也许会感到有些“穿越”:听完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之后,可能紧接着一首《我只在乎你》;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之后,会接一首《在水一方》……无论“黄色歌曲”还是“红色歌曲”,此时统统变成了怀旧歌曲。

结语

邓丽君的歌曲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成了名符其实的华语经典。《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也没有被人遗忘。定价为两毛二的这本小册子,如今在旧书网上被炒到了300元以上,30多年来身价增长了上千倍。卖主除了强调品相很新以外,还加上了一句话:“最好的时代见证,珍稀品”。

注释:

①中国香港邓丽君歌迷会(2000)《邓丽君逝世5周年纪念-香港故居开放展览》特刊

②来自1980年10月4日邓丽君国父纪念馆演唱会,文中辑录的是邓丽君原话。

③马多思:《偷听邓丽君的日子》,《中国周刊》2013年02期。

④王小峰:《邓丽君十周年祭:何日君再来》,《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17期。

⑤南咏:《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答问》,原载《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收录于《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⑥丁扬:《世界的邓丽君》,《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5月20日。

⑦邓丽君原名邓丽筠,筠字通常念作yún,但因家人和邻居都将筠字念成jūn,故从艺后,她选择了与本名同音的邓丽君为艺名。

1979年以前 黄色+反动 以“俗”之名被禁

标志事件: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提出了质疑。

邓丽君生于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是名满台湾的小明星了。而彼时大陆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两岸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所以大陆听众在文革后才零星听到邓丽君,而那时,她其实已经把事业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8张大碟及12张个人单曲唱片,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明星。①

在70年代后期,大陆听众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在那个年代,基本除了大陆的电台以外,都是“敌台”。而大陆的电台又不播任何的邓丽君歌曲,所以,收听邓丽君=收听敌台。好在文革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背个处分,与文革时动辄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降低,是邓丽君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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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时期发行的唱片

而通过翻录磁带收听邓丽君歌曲,则属于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使邓丽君等港台音乐磁带得以通过私人携带的方式来到大陆。当时人们还没有太多版权意识,一盘原版磁带可能会被翻录上百次,而每盘翻录的磁带又会被聆听上百次。

邓丽君之所以在那个年代突然“爆红”,与其唱腔和歌词内容密不可分。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歌曲竟然还能这么唱?歌词竟然还能这么写?人们禁锢的大脑瞬间被开辟了一片新视野。而由于两岸听众对邓丽君歌曲欣赏的不同步,使得在台湾经过十年传播而积淀下的几十首好歌,在同一时间“砸”向了大陆听众,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爱上了这个声音。

然而那些让邓丽君为人喜爱的特点,恰恰成为她被禁的理由。邓丽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与喇叭裤、蛤蟆镜等一道成了老师家长眼中会“教坏小孩”的东西。而把邓丽君歌曲上升到“毒草”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

会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来》。因为“君”字与邓丽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来”常被用于怀念她的演唱会或文集名字。而在当时,《何日君再来》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无论从黄色还是反动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词“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属于“黄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君”指的是国家,或者说指的是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再来”有“何时收复失地”之意。从这个角度讲,歌名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又属于“反动”。

这样一首“又黄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红又专”的气氛中被批判了。

1980-1981 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 以“政”之名被禁

标志事件:1980年,邓丽君在演唱会上提出了她来大陆演唱的“条件”。1981年,邓丽君又前往台湾军队中劳军一个月,并制作《君在前哨》纪录片。这样的“涉政”表现使她的歌曲更难被大陆官方认可。

在两岸敌对的年代,任何知名公众人物都会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作为身在台湾的歌手,祖籍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邓丽君也不能免俗。

就在大陆音乐界人士开会批判邓丽君之后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给公益基金会。在演唱会中,主持人问邓丽君,听说在大陆有很多人想邀请你去大陆演唱。邓丽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②

上边辑录的这句话是邓丽君的原话。可想而知,有这句话垫底,邓丽君终生未在大陆举办演唱会也就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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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1981年在台湾劳军的情景

如果说1980年的这次“三民主义”事件还只是口头说说,那么接下来一年,邓丽君就以实际行动将自己在大陆办演唱会的路堵死了。

1981年8月,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跑遍各地军营,包括金门前线。看望海陆空的国军将士,并为他们演唱。此后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

演艺明星去前线劳军,这是各国都在沿用的军队慰问形式。例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国影星梦露曾去美军阵营劳军,而我国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则在中国军队阵营参与劳军,这些行为都没在他们身上打下较重的政治烙印。

邓丽君在70年代时就曾多次参与劳军。然而1981年的邓丽君已经是红透华人世界的超级明星,用一个月时间将台湾军营“走透透”,并且去金门这种象征性极强的地方劳军,政治意味与普通劳军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之后,邓丽君在大陆官方的眼中就不只是一名唱“黄色歌曲”的歌手,而是一名“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

1982-1985 “没头脑”与“不高兴”

标志事件:1982年,《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出版,邓丽君是主要的批评对象。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③

与官方对邓丽君的排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对于她的热爱。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水平的增长,双卡录音机、短波收音机逐渐普及,收听邓丽君歌曲的技术障碍已经不大了。在歌迷们的交流中,大家逐渐知道了诸如收听澳洲电台能获得更清晰的信号这样的小窍门——港台、日本等地的“敌台”或多或少都被大陆进行技术干扰,而澳大利亚电台则因为远离政治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老百姓通过用脚投票——更确切地说是用收音机、录音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择。被官方定性为“黄色歌曲”的邓式情歌红遍大江南北。用现在的话讲,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邓丽君的“脑残粉”。如今已成为知名乐评人的金兆钧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他回忆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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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图书封面与目录

不仅如此,邓丽君还教会了人们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只有美声和民族两类唱法。

对于民间对邓丽君“没头脑”地热爱,主流音乐专家显得很“不高兴”。《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这是一本合集,收录的是当时音乐界的主流专家发表在报刊上的关于音乐鉴赏的文章。

书中依旧将矛头指向了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摘录:

“《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首黄色歌曲;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这是对血泪现实的掩盖,是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歌颂,是以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现在还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同志要认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开’,还是应该用我们双手去创造永不凋谢的花朵。”⑤

与很多被主流专家看扁的艺术作品一样,邓丽君歌曲终究还是成了人民大众心中的最爱。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当时《中国青年报》文化艺术专栏记者关键撰写的新闻,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至此,邓丽君在大陆被非官方地解禁了,收听她的歌曲不再是一件可能会“学坏”的事。

1985-1995 “官冷民热”的博弈

标志事件: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哮喘在泰国逝世。次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媒体首次正面报道邓丽君。

当大陆听众可以光明正大地聆听邓丽君之时,她本人其实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1980年代后期,邓丽君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英国和法国,除参与慈善演出外,甚少于公众场合露面。

与此同时,大陆观众想亲眼见到邓丽君的愿望越来越高。1988年,大陆有关机构发出邀请邓丽君赴大陆进行音乐活动的信函,但是由于上文所叙的劳军等政治色彩很浓的事件,造成了邓丽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再加上台湾当局与大陆仍处于敌视状态,不支持此事,邓丽君来大陆演出的事宜最终未能成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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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邓丽君在香港参加节目时,主持人说大陆报价十万美金/场,邀请邓丽君去大陆演唱。邓未置可否。

而在民间,邓丽君的热度并未消减。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在此期间陆续出版。中国唱片总公司还整套引进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

在录像带、VCD逐渐普及后,邓丽君1984年在台北举行的《十亿个掌声》演唱会成了一时的宠儿,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人正是通过家中父辈留下来的这场演唱会的录像,才认识并喜爱上邓丽君的。

这个时期的邓丽君歌曲,从民间的角度看是解禁了,市面上可以买到她的磁带、录像带、宣传画等产品了;而从官方的角度,邓丽君还是禁区。在她的有生之年,中央电视台从未正面报道过她。“官冷民热”的态势依旧持续着。

中央电视台首次报道邓丽君,内容是她的死讯。1995年5月9日,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国际频道)在常规新闻里报道了“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昨日在泰国清迈病逝”这一消息,并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介第一次对邓丽君的相关消息进行报道。

央视的正面报道,也为邓丽君的官方解禁铺平了道路,此后除了极个别政治性太强的歌,邓丽君在大陆基本不再是禁区。可惜这一切,她本人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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