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2日，刊发夏承焘的文章《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其中写道：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的出版，使我们耳目一新，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个选本，确实冲破了选宋诗的重重难关，无论在材料的资取上，甄选的标准上，作家的评骘上，都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面貌、它的时代反映和艺术表达，它所能为我们今天欣赏和接受的东西。
●1981年3月4日，刊发郭志刚的文章《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围城〉》，文章评价说，小说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生领域，这个领域还从来没有被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们深入开掘过。作者借着这个领域里人物命运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
●1988年6月3日，刊发钱钟书的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其中写道：我们现在是个开放中的社会，报纸的改革就是开放的一个表现。……《光明日报》影响很大，你们办报纸的也是责任重大。
●1994年12月12日，刊发记者庄建的报道《〈围城〉侵权案有了结果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胜诉法院判决被告在〈光明日报〉向原告赔礼道歉》，其中写道：被告未经其同意，对《围城》进行汇校并予以出版，侵害了其对《围城》一书的演绎权和出版使用权。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应承担侵害原告钱钟书的著作权的责任、停止侵害，并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向原告钱钟书赔礼道歉，赔偿钱钟书人民币88320元。
●1998年12月21日，刊发新华社消息，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99年7月16日，刊发记者单三娅的文章《钱钟书、杨绛与光明日报》，其中写道：1991年，钱钟书小说《围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电视剧《围城》的文章“人生复调及文化的穿透力”。之后，乔福山把报纸寄给钱先生。可能由于当时钱先生身体不适，杨先生代为回信：“承寄来贵报论《围城》电视文章，钟书很感愧，觉得僭占了宝贵篇幅。”从信中可以看出，在钱钟书的名字家喻户晓，似乎成了街谈巷议的“明星”时，这两个多年寂寞的学者，依然是那么平静和谦逊。
●2008年3月31日，刊发周远斌的文章《钱钟书与〈管锥编〉》，其中写道：《管锥编》，真乃“积久贯通”之作。其无论是在治学方法上，还是在治学精神上，均是传统的，该书永不退减的魅力，一定程度上亦昭示了传统治学模式的价值。
●2012年1月17日，刊发杨绛的文章写道：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
●2018年1月12日，刊发记者刘彬的报道《解密〈围城〉里的一些有趣故事》，其中写道：“钱先生一直认为，用中文做文章，一定要以字为基本单位，再一字一句地构成大块文章。只有字字仔细推敲，才能把文章写得生龙活虎。”钱钟书生前助手栾贵明对钱钟书的那句“写文章作诗讲究‘炼字’，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深有体会。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6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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