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欧阳江河把贾樟柯介绍给我,他年轻、温和、成熟,看起来有些内向,但很健谈,说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导演时更是滔滔不绝。后来的某一天,贾樟柯通知我,《小武》将有一个私下的放映活动,让我去看。我和唐师曾一起去了。
场面激动人心,京城文化界的人士济济一堂,举目皆是诗人、摇滚歌星、画家和音乐家。电影也很好,很朴素的语言,能直指人心。散场后,我们的心情都是“久久不能平息”。老唐说,大家都在做事情,而且做得这么好,时代不等人啊。我除了感叹一个大师的诞生之外,好像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后来,在法国使馆,又看了《站台》。那次放映的是一个导演剪辑版本,长达三个多小时,对白全是山西话。虽然是原班人马,风格变化不大,但《站台》似乎不及《小武》那么有力量,对时代的描摹掩盖了对人性的刻画。故事结构对《阿甘正传》的挪用,也让导演的野心多少表现得有点滑稽。不过还好,仍然是贾樟柯。
不过,等到贾樟柯“浮出水面”后,问题就出来了。合法化意味着某种妥协,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文化环境下。前两天在家里看了《三峡好人》,没到电影院里去支持贾樟柯,心里多少有些歉疚,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全国都没有艺术片院线,在稍微好一些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的开销很大,遇到《黑客帝国》那就没办法,花多少钱好像也认了,但是看国产片是不是非得进电影院,似乎就很犹豫。曾在华星看过《英雄》,很是懊恼,故事那么愚蠢,爆米花却那么贵,连停车费都得花二十块。发誓从此不到电影院看国产片了,无论他们怎么煽乎。
我真没想到贾樟柯会跑到奉节去拍电影。2002年年底,我也去过一趟三峡,在奉节停留了两天,目睹了一个千年古城被摧毁的场景,也有很多感慨,但我没有贾樟柯观察得那么细致,也不像他那样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他用那么体贴的镜头去拍摄底层人的生活,用那么委婉的方式表达对劳动者的关心,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良心。仅仅这一点,就可以把张艺谋、冯小刚等人打翻在地,有点夸张是吧?不过这是真的。张、冯之流已经彻底丧失了情怀,他们的电影只是华丽的空壳,就连欧洲傻子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来。《黄金甲》和《夜宴》就像饥荒时代的卫星,放得再高,也不能掩饰时代的贫瘠。他们的电影票房越高,他们就越可悲,中国观众就越可怜,中国电影就越是不得翻身。贾樟柯好得多,他至少能表现出这个变化剧烈的时代里那种悲喜交集的心情,并为那些在矿井和废墟里活着的人们做个见证。这才是艺术的承担。
对于习惯了歌舞升平的家伙们来说,《三峡好人》仍然很辛辣。不难猜到的是,贾樟柯为了获得合法化的身份,一定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剪刀一定用得挺狠的。所以,电影就显得温吞吞,讲故事的方式也不那么圆熟,这就是代价。诗人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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