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为积极有效应对人口安全风险挑战，强化人口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深入实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日前，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第十三届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与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围绕“十四五”时期人口发展问题建言资政。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设立人口研究高端智库
“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面对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处理好人口规模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素质和技能、加快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释放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支撑国内经济循环的潜能等问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思考的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这一大课题。
在他看来，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影响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的情况，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促进了人口均衡发展。但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服务保障不充分，人口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
“人口问题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应该在现有人口研究资源的基础上，设立人口研究高端智库，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人口战略研究的任务。”王培安表示。
同时他也提出，政协委员应深刻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为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人口逆转态势需“多策发力”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看来，“十四五”期间，人口结构将迎来两个重大关口：老年人数量突破3亿大关，老龄化突破20%大关，养老保障制度迎来一个历史性拐点——正式步入不到两个缴费者赡养一个退休者的历史阶段。社保、就业、财政和经济增长均将面临诸多压力。
具体表现在：
——社保制度激励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严重依赖财政的现状将更加严峻。而财政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社保制度在“十三五”期间连续五年的减费减收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就业形态迅猛发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闭户期间对新业态的刺激效应将贯穿“十四五”，一些最需要社保的群体裸露在外，社保扩大覆盖面面临新挑战，且三产比重持续提高，企业缴纳社保降费压力将不断加大；
——在财政收支方面，“紧平衡”依然是“十四五”时期各级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这预示着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将大大受限，形成与社会保障需要刚性补贴之间的矛盾碰撞；
——在经济环境方面，中美摩擦将不断加速和扩大范围，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将连续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业和财政将会持续承受压力。
“因此，‘十四五’期间，如没有力度较大的政策干预，人口逆转态势将会加剧，进而导致社保制度、就业形势、财政收支和经济压力不断恶化。”郑秉文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原主任诸葛彩华：老有所养普惠公平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问题尤为突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已经成为‘十四五’期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现有及未来基数庞大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原主任诸葛彩华表示。
对于当前发展养老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诸葛彩华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她看来，各地政府乃至全社会对养老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仍有诸多障碍、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供给严重不足都严重制约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开端，人口老龄化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加大力度完善政策环境，精准施策发力，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高水平发展。”
诸葛彩华提出，把发展老龄事业提升为国家战略，把老龄工作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制定更为科学的监管制度，使养老市场放开之初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规范健康发展。同时，优化政策环境，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进一步提高政府履职的科学性，健全完善扶持政策。
在加强对养老护理人员培养方面，诸葛彩华建议在千方百计增强职业吸引力的同时，加大力度做好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全国政协委员、西昌学院院长贺盛瑜：人口新政要因地制宜
全国政协委员、西昌学院院长贺盛瑜关注的是四川省的人口发展态势问题。
“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流出省外人口和省外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为基础，结合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人口中长期发展态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人口总规模先增后减趋势将是必然，但人口‘分母效应’影响仍然突出；老龄化高龄化问题持续加重，社会养老能力面临较大考验；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数量型人口红利获取困境显现；‘严重少子化’问题突出，对‘支持家庭’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贺盛瑜表示。
针对四川省的人口发展情况，贺盛瑜提出应顺应人口发展态势，全面审慎再调整生育政策，研究全面放开生育行为，完善全面二孩政策配套，并引导人口空间合理迁移。
对于人口动态监测系统建设，贺盛瑜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她建议推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建设，加强人口数据对决策的支撑作用，强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同时，要高度重视老年问题，从战略角度关注老年人口发展，做到两个强化：强化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老年问题的战略关注，强化农村地区老年人口事业的发展。”贺盛瑜说。
她同时也提到了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加快四川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问题。
“应充分利用人口质量红利，推动高质量产业发展。前瞻应对劳动老化问题，保障40-50岁低技术劳动力人口充分就业。”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亚平：让“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适度生育水平是维持人口良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很多，比如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和人口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加大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力度等。在此基础上，推进‘幼有所育’和实现健康老龄化也十分迫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亚平表示。
他提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方面，应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的原则，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而在推动实现健康老龄化方面，则应针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坚持持续、健康、参与、公平的原则，加快构建以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持、宜居环境为核心的应对老龄化制度框架，完善以人口政策、人才开发、就业促进、社会参与为支撑的政策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安庭：解决“生育期家庭”的后顾之忧
“相对于小学、中学而言，学前教育阶段是孩子必经的首个教育阶段，‘生育期家庭’进行生育决策时，学前教育的成本、品质、回报等预期，已经成为其考虑的重大核心事项，学前教育的负担极易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的预期。”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公司董事长安庭表示。
据统计，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是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量民办幼教机构受到巨大冲击，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对此，安庭呼吁：着眼未来，瞄准短板，推动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试点工作，将政策眼光前置站位，通过进一步为年轻的准父母们解决学前教育的后顾之忧，保障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安全。
他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充分研讨推动有条件、有意愿的省份或城市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试点。对于大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现实情况，及时推出更具针对性的纾困政策，在财政、信贷、税务等层面，进一步提供现实支撑。同时，将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保就业列入当地必保的就业政策体系，千方百计保住幼教老师的“饭碗”，在人力资源上夯牢基础。
“对于学前教育的主要消费者，可考虑通过个税专项扣除、贴息助学贷款等方式，进一步支撑针对学前教育的消费力度。”安庭说。
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许艳丽：发挥家庭支持政策的调节作用
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执行院长许艳丽看来，家庭政策具有调节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潜在目的，可以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因此，如何调整现有生育政策，根据现有人口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并设计更为完善的家庭政策与之匹配，已经迫在眉睫。
她认为，首先应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家庭生育功能发挥。比如完善财税政策，探索建立全面鼓励生育体系；比如扩大公共保育服务产品的供给，完善公共育儿支持体系。再比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后，拓展生育保险的普惠性功能，使得生育保险能够辐射至城乡居民中的女性。
许艳丽还谈到了精准制定家庭照护者支持政策，减轻家庭养老负担问题。她建议以经济补偿、带薪休假安排、时间银行等多种方式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在研究探索护理假制度时，可以转换思路，由财政发放补贴，对有失能失智老人的在职人员给予家庭护理假，也可鼓励多代家庭比邻而居，政府设立的近居购房津贴。另外，应考虑在前期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全面铺开长期护理保险。”
在此基础上，许艳丽提出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福利对象，促进家庭生产功能和教养功能发挥，尝试建立以保障育儿家庭为核心的家庭支持基金，进一步减轻由于生养子女而造成的家庭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吉林省委会主委、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秦海涛：让农村老人享受更好社会服务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地区也不能避免，而且更为紧迫的是由此显现的社会问题更为突出。
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吉林省委会主委、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秦海涛看来，物质条件仍是制约农村老年人健康事业的瓶颈，传统思想也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城乡发展不平衡更造成农村老人康养环境较差，大多数自我居家养老，一旦自身出现困难，很难得到助力。
“让农村老年人享受到更好的社会服务，降低失能失智风险，身心健康地度过晚年生活，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社会问题。”秦海涛建议持续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政府、民间资本与社会力量三方协作，发挥各自优势，补足农村医疗卫生、人居环境、文化科技等方面短板。同时，努力提高农村医疗保健人才待遇，加大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此基础上，还应探索建立适合农村养老新模式。”秦海涛提出，政府、医疗机构和企业可以三方联手，建设适用的养老机构，为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居家养老困难老人提供优质的医养结合服务，也可以在政府、医疗机构和信息化技术的支持和保障下，倡导邻里友好互助养老，形成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同时，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步伐，通过增加本土劳动力附着力，从根本上提高农村老龄人口赡养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关注生殖健康保护民族生育力
“当前，我国低生育风险持续积累，‘十四五’时期将是构建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制度框架的关键时期，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生殖健康水平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
事实的确如此，目前我国生殖健康面临的挑战表现在多个方面：生殖健康和生育力保护不足，不孕不育比例上升；避孕率较高，但短效避孕方法上升迅速；未婚人工流产快速增加，婚后生育健康隐患增加；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知识缺乏，人工流产率高；青少年婚育观念转变，生殖健康教育不足；生殖健康服务功能弱化，供给水平不足……
“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是保护民族生育力的直接途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贺丹直言。
她建议赋予计划生育新的内涵，将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拓展到全人群。健全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免费提供避孕节育、生殖健康、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服务。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生殖健康教育体系，重点做好青少年、未婚人群的生殖健康宣传教育。
同时，她认为，应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加强生殖健康知识、免费避孕药具政策宣传倡导和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的完善。关注重点人群如流动人口、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通过多部门联合、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服务、促进和干预。中老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也应予以重点关注。
十二届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十四五’规划必须遵循自力更生原则，建议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到2025年超过15%的指标纳入规划。”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开门见山。
他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就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应对之策。
——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要注重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加强“乡归”的组织力度，调动老科技工作者“乡归”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有识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加大培养、培训养老护理人员专业化服务队伍力度。用市场机制和政策手段相结合，制订家政服务机构资质规范，引导行业规范化发展；大力发展科技助老。创新服务设施设备，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为老年人创造更加舒适的服务条件。
——加快安宁疗护即临终关怀的教育与实践。一方面，医护人员要承认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不能治愈所有疾病。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大众转变观念，正视死亡，从青少年开始教育、培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加大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工作力度，完善进入安宁疗护阶段的有关标准规范，尽快把安宁疗护在全国全面推开。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台盟北京市委会副主委杨旭：在战略性、前瞻性上“做文章”
如何实现到2030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规划目标？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台盟北京市委会副主委杨旭的答案是：把人口问题摆到国家战略高度，形成前瞻性、疏导性和源头性的统筹运作，有效加强人口再平衡的规划引导。
“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应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推动综合人口学科的构建、发展与完善，进一步明确我国人口发展的主导方向和核心策略，制定人口发展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杨旭表示。
在建立体系化和前瞻性系统举措方面，杨旭提出，人口问题的核心是体现为老龄少子的抚养结构形成的社会问题，以及人口与发展需求匹配的经济问题，应从完善多元养老保障体系和构建适应趋势的教育体系方面双管齐下，完善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中老年龄人口的再教育体系建设，调整优化再教育学科体系设计和教育模式创新。
杨旭建议，通过人口政策、土地制度、产业引导与空间发展综合施策，规划引导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组织合理健康发展，发挥人口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并着重强调了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人口理论、人口政策的支持作用及对产业延伸、服务细化的支撑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以人口素质红利替代数量红利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用四句话概括了他眼中的“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特点：人口规模增速明显放缓，老龄化陡然加速，生育率回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明显且老化加剧。
“从总体上来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我们在人口领域面临的两个最重大挑战。面对挑战，除了出台促进生育率稳定在适度水平的相关政策外，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素质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和人口负增长也相当关键。”翟振武表示。
在他看来，应从两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解决质量红利替代数量红利问题。一方面，更大力度地继续提高教育水平和强化职业培训，并调整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匹配，以形成更强大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制定专门和系统的政策，鼓励、推动企业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人口素质迅速提高的有利条件，挖掘人口素质红利，以劳动力质量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
翟振武还提出适当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中低龄老人占比较高，蕴藏较大开发潜力，应及时落地延迟退休方案，创造老年人经济社会活动参与的机会，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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