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改革开放已到了第四十个年头，伴随着改革前进的脚步，中国经济和社会得到了飞速的进步与发展，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繁荣与安定。但所有改革绝不会触及三大底线，即：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和金融体系。
三大底线不能触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力度与广度前所未有，虽然国有企业可以私有化一些，相当多的国企职工也经历过下岗潮带来的阵痛，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企业可以说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则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也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这或许也可以从根本上解释当前各地房价居高不下，越调越高的原因。对于金融体系，核心是印钞权，政府就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可以让人们的储蓄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有的人会把这三大系统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其实，这三大系统根本不是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舶来品，而是我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我们仔细分析中国历史朝代更迭的深层次原因就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集权制朝代的政府，它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是如何建立一套完备、高效的官僚机构，以更好的管理控制住整个社会；其二就是如何从民间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机构。我们还可以发现，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在这个朝代的财政危机到了根本无法维持官僚机构运转的地步才会发生。
物通才能理通天下之利
《管子》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物价之所以上涨，是因为人不能运物通物，物有所不能运，有所不通，才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经济活动有这样几个规律：其一，只有物不通的情况下，商贾才有产生和生存的可能；其二，当物品不流通的时候，物价一定会上涨，商人就有了牟利的可能；其三，物品越是不流通，商业的利润越高；其四，通过囤积居奇，可以人为制造物品流通的阻力，并以此牟利。在这几个规律的支配下，商贾会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所谓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来牟取更大更高的利润。因此，商贾是什么？小了讲，是小商贩，大了看是资本家，无商不奸，这个奸指的是营私为奸。所以商贾存在的本质就是损公肥私，他们根本不具备为天下通物的能力，也根本不会有为天下百姓通物的想法。
必须要明白，如果一个国家被商贾控制，结果就是国家越来越穷，百姓也越来越穷，只有商贾地主和资本家们会越来越富，富起来的资本家们再利用这些钱，控制官僚系统，让官僚系统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提供保护。这个观点，可以从宋代的改革进程找到印证，宋代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变法的初衷是通过增加政府的收入，并以此为出发点设计政策，既让民间富足，又能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但是，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不得不排挤大部分台上官员，遇到了极大阻力，因为这些官员，很多是与能够控制交通物流和贸易的商贾们是利益共同体。王安石推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均输法”，就是让中央政府来掌控和主导交通物流和贸易网络，因为一个国家的物流和贸易网络被资本家来掌控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什么商品可以流通，什么商品不可以流通，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商品的稀缺程度，进而操纵物价从中牟取巨大利润。当前三四线房价暴涨，根本上看，是炒房团利用资本的力量控制贸易网络，把一个地市的存量房源买断形成垄断，形成稀缺，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制定价格，最后接盘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理财要让金融体系稳定下来
在我们国家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夷狄是主人，买办们充当洋人们的走狗，而中国人是猎物。有金融买办，教育买办，学术买办，工商业买办，文化买办，也有医疗买办，科技买办，这些买办让我们中国人干着世界上最辛苦最勤劳的工作，但是过的一点也不开心。物价异常波动，就是万物不通所导致的结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资本家的力量大过政府权力的结果。资本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文官集团里，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说白了就是买办。
依靠买办经济，永远不可能让我们的国家变成可以领导世界的伟大国家，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大国重器，必须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必须得有自己的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自己的民族科技和自己的民族品牌。我们需要的企业，不是买办企业，而是有家国大局观的民族企业，我们需要的企业家，不是勾联夷狄的买办企业家，而是为国为民通利兴利的有民族国家立场的企业家。
所以当前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金融稳定，这里的关键，是要挫败国内的买办资本家们与夷狄沆瀣一气的金融投机，要治这种病，汉武帝和桑弘羊与买办资本家战斗过，现在，战斗的号角又一次吹响，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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