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士，在明代，有官爵和品格加持，士大夫们站在了社会声望的金字塔尖。在这场攀登比赛中，浙东文人俨然略胜一筹：
七岁启蒙，做童生，学读书；通过提学院道考试而进入地方学校，成为秀才；参加科举考试而得科第，做举人、做进士；得科第而进入仕途，官爵加身。
然而在这场追逐中，谁是皇帝的宠臣？谁又成了阶下囚？选拔人才的八股之道，究竟出自谁之手？崇祯帝在亡国前夜，为何喊出“诸臣误我”？
//本期话题//
我是朱光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研究浙东文人集团多年。为什么浙东文人圈会成为明朝文官的核心力量？他们是如何加入到朱元璋政权的？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朱元璋如何制定未来的蓝图，建文、朱棣又是如何守成与改革的？关于明朝士大夫，问我吧！
Q&A
▍帝师被杀，究竟有何隐秘？
@祥哼：想问朱老师，方孝孺对于建文帝的统治，有什么贡献？后来朱棣杀方孝孺，长远来看有哪些影响？是否有破坏朱明王朝和浙东文人之间的联盟关系？
朱光明：方孝孺堪称建文帝的帝师，是建文新政和改革的设计师，提出以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建文时期，方孝孺是文坛领袖和学术领袖，负有天下重望。他是读书种子，也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阐释权威。正如有学者谈到的：方氏在朝廷，则是非公论在朝廷；方氏处山林，则是非公论在山林。
我想他的贡献，还是应该来从政治上来看，方孝孺主持的建文新政的举措主要是矫正洪武弊政，大致有：减免苏、松地区的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做官的禁令；更定官制，提高文职官员地位；限制僧、道占用民田。而这些恰恰是永乐及其之后继续延续的政策。不少人说方孝孺等人是迂腐，而明人却几乎没有说他迂腐的。即使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仍有一定的意义。
靖难之役，六部主要官员多被处死，而伴随他们的是长期的被污名化。朱棣上台后，对上述建文新政以变更洪武旧制为名进行批判，遂造成建文朝臣处理政务能力很差的表象。
方孝孺
@芒果下的蛋：为什么宋濂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
朱光明：在朱元璋政权的组成中，淮西武将集团和浙东文人集团是核心组成部分。文官主要由浙东文人集团组成，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王袆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宋濂是浙东文人的领袖。
宋濂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首先是其学术功力深厚，传承朱学，尤其是北山四先生之学，是黄溍、柳贯等学者的高足，文学创作成就高，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以及他在文化和制度上的贡献，万斯同《明史列传稿》卷二十三《宋濂传》称宋濂：“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词，天子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也是从这个角度谈的。
在某种意义上，朱元璋称他是“文臣之首”可能更多地还是从文化和制度建设上考虑的。对于开国君主来讲，可能开国的规模和制度创设是更为关心的话题。
宋濂
@：王阳明是浙东文人吗？怎样看待致良知四合院这个团体？
朱光明：王阳明是浙东文人。良知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致良知是王阳明及其后学最为看重的，主要强调知行合一。“致”是达到。对于“知”，王阳明认为是“心之本体”。在阳明先生看来，“心自然会知：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阳明先生晚年谈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是理解其学说的核心。现在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受到较多不同领域人士的追捧，有一些研讨学术的团体或者研究会出现，或许是一件好事，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王阳明
▍八股取士，究竟是谁的主意？
@：八股取士是谁的主意？
朱光明：明代的科举考试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刘基共同制定的，最初是比较注重实际政务才能的考察。到成化以后开始大量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八股文。明初的科举考试并不是八股文风。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点应当注意。
@天天向上：听说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末清初部分被清朝文字狱篡改严重，是否如此？如果是，又有什么可靠的史书吗？
朱光明：明代历史不同程度被清人改动过，尤其是涉及满洲问题的记载。相对可靠的可以读明代历朝的实录、明代刊刻的书籍，文人别集也可以参考。万斯同的《明史稿》可以看看，这是张廷玉等所修《明史》的底本。
@熊：靖难之役，诛十族，确有其事？
朱光明：大多数说法是倾向于诛十族的，如明代的官方史料《明熹宗实录》记载“夷十族”。黄宗羲也是支持这样的说法。他的门生确实有被诛杀的。
@天天向上：另外问一下，明朝的特务机构三厂一卫之间有联系吗，职能有什么区别吗？
朱光明：锦衣卫的领导一般是外臣担任，主要以奏折形式上报情况，武将较多。东厂和西厂，一般是内臣担任，可能口头汇报较多，太监居多。厂卫直接听从皇帝的命令，成为皇帝的情报机构和司法机构。
北京国子监
@胡小君：请问老师，明代在十三个布政使司各设立了两个布政使，左布政使和右布政使，他们相互分工、关系地位如何？明代的南直隶，各项事务归南京六部管吗？如是，南京六部相当于仅管辖南直隶的地方衙门吗？明代各省的都指挥使在明代后期是不是没有了，或者没什么作用了？
朱光明：《明史》记载布政使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一般是左财政，右民政。左、右两位布政使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征收贡赋、考察官吏、督理救灾等，应该是共同商量、一起完成朝廷的相关任务，细分的权力的可能还比较模糊，正常情况下，左大于右。
南直隶是朱棣迁都北平后出现的，和北直隶一样，直属于中央六部。在某种意义上，南京六部基本是虚设的部门，不少官员到南京六部任职，很清闲，被时人誉为“吏隐”。两京十三省都是中央直辖的版图。都指挥使掌握兵权，布政使司掌管财政、民政，按察使掌管刑法和监察，三司分立导致地方的权力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处理突发事件。在正统之前，应该说三司长官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很容易晋升为尚书、侍郎，一般布政使也是由曾担任过侍郎、副都御使的官员担任。正统之后，设立的总督、巡抚权力很大，连布、按两司都要受其节制。布政使基本只负责钱粮等事务了，被称为“钱粮衙门”。
都指挥使在后期确实能够发挥得作用很有限。总督、总兵的出现，便于集中优势作战，尤其是开展大兵团的跨区作战。
严嵩
▍浙东文人为何能享誉朝堂？
@小兔兔：请问您，浙东文人是构建明朝文化的主力军？
朱光明：您的“主力军”这个用词很准确。浙东文人对明代文化的贡献良多，前期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中期以王阳明及阳明后学为代表，后期以刘宗周等为代表。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清代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云之民：浙东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抗拒朱元璋忠于元代朝廷，请问他们是如何把华夷之防和忠君思想统一的？还是说在当时，阶级利益压过了虚无飘渺的儒学信条？
朱光明：这个问题涉及文人心态，是丰富而复杂的。到明代建立后，仍有不少入明文士心怀故元，诗文中时有流露。钱穆先生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谈到过这个问题，供您参考。经过明初二三十年的文化建设，这个情况有很多改变，尤其是出生在明朝的人，对明王朝有一种自觉的认同感，如方孝孺、王绅等人。
东明书院
@詹志言：东林党与浙党的是是非非，该怎样评价？
朱光明：“东林党”是以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文人群体，以探讨《四书》为核心，定期举行讲会，引起朝野关注，形成很大声势，被魏忠贤、卢承钦、王绍徽等人政治化后，称其为“东林党”。卢承钦有《东林党人榜》，王绍徽有《东林点将录》等，均是当时把顾宪成等人组成的讲学群体政治化操作的书籍。近年来学术界对此种现象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一般称其为“东林运动”，而不称其为“党”，因为与现代意义的政党有所不同。黄仁宇先生撰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涉及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是用“东林运动“。
“浙党”是以沈一贯、方从哲、姚宗文等浙籍文官组成的政治集团，在晚明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的政治观念和东林人士有所不同，从政理念有冲突，被对方称为“浙党”。他们与现代意义的政党也有所不同，称为“浙党”似乎也不够妥当。
东林文士讲学的一个很重要目的是整顿学风、士风，在他们看来，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在有些方面是对立的，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造成学术道德的下滑和学风的混乱，要整顿这些，他们高举朱熹学说的旗帜，希望通过对《四书》，乃至对朱学的研讨，回归正统。
“浙党”主要为宁波、余姚等地官员，虽然是王阳明的同乡后学，对阳明心学也较为熟悉，但相对而言，与体现在学术上的直接冲突相比，两者的冲突可能是政治理念的分歧更为明显，学术上的则不太为人关注。两者在学术上的差异，或许也值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的是是非非看作传统意义上的朋党之争比较合适。樊树志先生近年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朝廷与党争》可以看看，或许会有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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