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不正经历史研究所”所长徐腾博士在演讲中谈及诸多奇葩民间建筑，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神奇人造物迅速刷了屏。徐先生说，“经典文化它讲究的是审美，要的是一个社会的意义、一个文化的姿态。但是民间的很多东西，它并没有这样的使命感。”
是这样吗？关羽信仰是传统民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面相，“武圣”关羽的地位更几可与“文圣”孔子并驾齐驱。然而与之相关的建筑，却透露出些许与徐先生说法不尽相符的地方——虽然不太讲究“审美”，但各种各样的“使命感”却透露出不少。恰恰相反，正因多数民间建筑本身几乎不具审美功能，所以它们所维系的“使命感”反而更多。
运城关公像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关羽像坐落于关羽为“首任市长”的荆州，仅其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就长达70米，重达100余吨。在此之前，这个“吉尼斯世界记录”则属于关羽的故乡——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关公故里。这里有座高达61米的关羽铜像，想必运城人民无不会对每天晚上在20多个“高亮度探照灯”点照下闪耀着烁烁金光的关帝产生深刻印象。至于这种深刻印象里的酸甜滋味，恐怕就非外人所能轻易了解的了。
运城关羽夜灯
与之相比，“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的关帝庙与其背后的风俗信仰则更为有趣。据统计，仅有清一代中国各地祭祀“关圣帝君”的庙宇数量就多达四万余座。关帝庙的职能与关帝信仰的形态更是和关羽的形象息息相关。
可是关羽形象嬗变的错综复杂，几乎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出可以与之比肩的案例来。日本三国志学会事务局长、大东文化大学渡边义浩教授在其匠心独运的著作《关羽：神化的英雄》中，极为明晰地勾勒出了这种妙趣横生的嬗变线索——从《三国志》中传记只有953个字的刘备臣子，到《三国演义》中义薄云天的武神，再到儒释道三教与晋商和满族统治者争相借用的逐步彻底神格化的“关帝”，乃至如今依然拥有广泛信众，“关帝信仰依然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心”。
渡边义浩《关羽：神化的英雄》书影
《三国演义》只篡改了三分史实吗？
《三国志》是西晋时蜀人陈寿所著的一部以曹魏为正统的“当代史”。既是当代史，陈寿子孙还多身居官位，下笔间自然语多隐晦，褒贬亦难公允。幸赖百余年后有裴松之广搜史料，为之作注，“其（陈）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是注摭罗缺佚、博赡精良，乃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即使与《三国志》本身相比，价值亦不遑多让。
《三国志》以及裴注是三国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判定此段史实的最重要依据。当后世传说与其记载不符，只有相关记载没有内在矛盾、曲笔动机以及明显荒诞舛误等问题，皆以之为准。然而号称“清初相业，无出其右者”的清初名臣魏裔介曾说过，“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这话说得大抵不差。
朱熹《通鉴纲目》一反从陈寿到司马光的曹魏正统观念，并力主蜀汉为正统，影响不可谓不巨，然而此后千余年间对民间的三国记忆产生最大影响的，恐怕主要还是零散的三国历史传说以及活跃在“瓦肆勾栏”中不计其数说唱艺人形形色色的表演艺术。元末罗贯中在话本《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它的版本系统复杂，争议亦颇多。志传系统是一个体系，这个系统的本子较通俗演义系统的本子内容更多，后者没有关羽次子花关索的故事，但学界一般认为前者晚出，内容少的反而更接近罗氏原著。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点本（一般认为实为叶昼在通俗演义系统的底本上进行的评改）的基础上参考了志传系统的本子评改后，《四大奇书第一种》就取代他本通行于世，后人径以《三国演义》称之。毛本《演义》毫无疑问成了芸芸众生三国印象的最主要来源。
章培恒认为罗贯中应为元末时人，故在他参与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没有遵循以往文学史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归入明代文学的惯例。
清代大学者章学诚称《演义》“七实三虚”，胡适、鲁迅跟着借题发挥，世人又多人云亦云，这种说法竟几乎成了定论，但“三分事实，七分虚构”的描述恐怕要比“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准确得多。
《三国志演义》开创了讲史演义这一特殊的书面小说类型，但保留了大量民间文学的典型特征，比如每个人物，尤其是重要人物出场时几乎一定会有的程式化描写和说不上高明的诗赞（毛本已删去很多）、“却说”、“且说”、“话分两头”以及每回终末类似“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等固定套式。
也正是由于民间口头创作和市民文学系统对《三国志演义》产生了比史传系统文本更大的影响，所以其中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性格与事迹都有重大改变，威风凛凛的张飞即是其中一个代表性案例。《三国志》裴注中有一段关于张飞的著名记载：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的张飞对于手下士卒非常严厉，对文士的态度却是“爱敬君子”。饶是如此，《演义》中可谓名不见经传的刘巴依然不屑“与兵子共语”。
连张飞尚且都被如此对待，彼时武人的实际社会地位与《演义》讲述差别之大由之可见一斑。格外值得一提的是，《演义》中张飞的粗狂刚烈的性格与有喜剧化色彩的形象不同，“有文化”的明代文人们则创造出了另一个张飞。
所谓的张飞《立马铭》拓片
先是鼎鼎有名的大才子杨慎与大藏书家郎瑛等信誓旦旦地说《刁斗铭》、《新都县真多山题名》等，尤其是《立马铭》乃张飞所书，卓尔昌又跳出来讲张飞不但“善草书”，还“喜画美人”。明人学风本就极差，这些臆想也于史无据，不足采信，后人却跟着捕风捉影，一个“工书能画”的张飞就此万分诡异地出现了。有些不明就里的现代人甚至添油加醋，他们那些“因为张飞女儿嫁给了刘禅，必然姿色不差，所以张飞也肯定是一个绝顶的美男子了”之类形同儿戏的胡话本不值一哂，没想到如今竟也颇有市场。
从武夫到武神
毛本《演义》的卷首有金圣叹“所做”的序，可笑的是这实际上是他假托金圣叹之名所写。除此之外，还有篇点明了他心目中《演义》关键的《读三国志法》更为重要。除了“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的蜀汉正统论阐述外，毛宗岗点出了三国故事诱人的根本原因，“以古今人才之聚（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而这“人才中的人才”中最重要的又有三个：“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
关羽本与张飞恰好相反，他对士卒优渥，文士骄矜，熟知兵法，然而依然是武人。陈寿把关张并列，对他们的评价是“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显然这样的形象与《演义》中义薄云天、忠肝义胆、用兵如神的“三绝之一”相去甚远。在《演义》中，关羽除了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指定继承者，还拥有了一把标志性的武器——重达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实际上，赤兔马从未归过关羽所有，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偃月刀也并非兵器，而是礼器。与这样的武神形象相称的是被虚构出的温酒斩华雄、策马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刮骨疗剧毒等勇武传说与彪炳战绩。
其中千里走单骑尤为值得玩味，这一故事始于关羽受降曹操之事。刘备受献帝血书密谋除掉曹操，事泄后曹讨伐刘的据点徐州，留守下邳的关为刘夫人投降。罗贯中虚构了关羽受降三个条件中的前两个：降汉不降曹、任何人不得对刘备夫人无礼以及日后可以继续为刘备效力。
毛宗岗强调道这三个条件分别说明了关羽的“辨君臣之分”、“严男女之别”、“明兄弟之义”。因为降的是汉，所以关羽领的爵位在罗贯中的记载中是“汉”寿亭侯，但实际上“汉寿”是地名，这个爵位恐怕是起不到“辨君臣之分”的作用的。
《三国杀》神关羽卡牌，形象设计即为秉烛夜读，技能中有“春秋”一项
意涵更为丰富的则是第二个条件。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故意让关羽与刘备的两位夫人同住，孰料关羽秉烛达旦，夜读《春秋》。这个故事来自于宋元评话，早已有之，元人已经点明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潘荣《通鉴总论》）
秉烛达旦这个故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它成为了各种民间艺术中的常见主题，就连晚近风行一时的桌游《三国杀》“神关羽”卡牌的人物形象都与此有关，人物技能也被设定为“春秋”。
在儒家的传统中，《春秋》被认为是经孔子笔削，字寓褒贬，可使乱臣贼子惧。在渡边义浩看来，“（《三国演义》）通过提高《三国志》的通俗性来使之普及，对义进行演绎，此处的义是指春秋中的义，亦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所阐发的毁誉褒贬、劝善惩恶的标准。不久之后，义绝关羽就把智绝诸葛和奸绝曹操挤到了配角的位置上，成为了故事叙述的中心。”
匡扶汉室、深明大义的关将军形象自然与《春秋》是绝配。然而遗憾的是，裴注中的记载是“《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梁章钜甚至讽刺道，“羽好《左氏》，史有明文。世俗即谓‘志在春秋’，而不知其非事实也”。
与秉烛达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羽实际上并非不好女色。关羽曾想将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据为己有，只是被曹操横刀夺爱，为了关羽的“义绝”形象，这段白纸黑字的史事当然不能出现在《演义》中。
因为同样的原因，“关羽斩貂蝉”的故事也被毛宗岗删去了。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貂蝉在故事是向关张献媚的祸国红颜，而非不惜玷污自身清白去守护汉室的传奇女子。由于她在《演义》中的形象是后一种，关羽当然也就绝不能再去杀她而破坏自己的“义”了。
从中原的守护神到满清的守护神
伴随着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演变，关羽的形象也产生了巨大的转变。然而关羽与常见的文学虚构人物非常不同，渡边义浩提醒道，“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明代，关羽已经化身为神，到了清代，他更是作为‘关帝圣君’而成为中国代表性的神”。关羽的神化不但是所有意义上的实指，关帝信仰的背后更有着包括儒释道三教、商人与官方在内的各种力量扶持。
关羽作为神受到贡奉始于唐代。关羽死于临沮，地近《演义》中关羽显圣的玉泉寺。玉泉寺系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于隋开皇年间创建。据唐代文献《重修玉泉寺关庙记》中的记载，智顗在天台山“夜分忽与神遇”，此神即为关羽，“生为英贤，殁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异”。宋天台宗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中还记载了智顗向隋炀帝奏请封关羽为珈蓝神的故事。此事虽为虚构，然而在现今不少佛教系统的寺庙中，关羽都是伽蓝神。
宋廷积贫积弱，偏安一隅，加上蜀汉正统观念的逐渐确立，关羽不但成为了古今忠臣的代表，还成为了保佑宋军的武神。至真宗时，宋廷出资修缮玉泉寺供奉关羽的显烈庙，祭祀的性质发生了从私祭到官祭的重大转变。北宋末年，随着战事的告急，关羽的地位迎来的节节攀升：忠惠公—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神号可谓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像话。
更重要的是晋商。中国历代王朝的国策皆是盐由国家专卖，宋廷本来的政策也是由自己一手掌控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的榷盐法。但嘉祐年间，因为国库亏空严重、军费透支，宋廷不得已以通商法放开了国家专卖，仅从商人手中收取租税。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盐业的中心地区，耕地稀少不说，俗风又向以商贾为重，还地处中原与北方要冲，混乱的时局中，晋商在国家权力的放任下抓住了机会。
渡边义浩慧眼独具地指出了关羽成为“生活便利”之神的原因：自唐以后，河东人治盐的方法便是晒制法。即将盐水导入盐田，利用夏秋季节出自条山的强风（东南风）蒸发水分，使盐晶凝结。宋代晋商依然使用此种方法解盐。造盐的盐池还需要用禁堰围住，这不是为了防止偷窃，而是害怕淡水流入。万一发洪水，周围河流的淡水将会倾注于盐池之中，这时候连禁堰都没用了。作为晋商和盐池的守护神，加上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道教思想影响，关羽除了财神，自然也成了风神与水神了。
更重要的是，关帝信仰起到了联系晋商与国家权力的作用，它逐步渗透到了受儒家影响更深的政府官僚阶层中。于是在明代，关帝祭祀出现了非常诡异的情况：白马庙与月城庙都是官方祭祀场所，但前者是属于儒教体系，追思的是关羽的忠烈勇武之德；后者属于道教体系，祈祷的则是民众的无灾无祸。有明一代关帝信仰的飞速壮大使得明清之际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明军、李自成军和清军竟都信奉关羽，只是可惜这次关帝看来是站在了满人的那边。
虽然怎么看，同时为三方祭祀的关羽都是“墙头草”，但于满清统治者而言，他却是站对了队，这为关羽带来的丰厚的“回报”。为了感谢他的庇护，顺治授予了关羽“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的封号，雍正嫌不够，顺便就把关羽三代先祖加封为公爵，并赐予了其后人五经博士之位。更夸张的是，由于刘禅对关羽追谥是不太好听的“壮缪（缪为名不副实）候”，乾隆对此非常不满意，竟下令篡改史书：
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四库全书总目》）
迄宋至明，关羽都有着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中原国家守护神的神格，若起这些古人于地下，当他们看到满清竟因为关羽庇护了自己的南明征伐而不惜为他篡改史书，一时风光无限的情景，不知心里都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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